環(huán)球精選！38件國之重器，人人都應了解

2022-12-24 05:52:54|

來源：騰訊網(wǎng)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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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物局分別在2002年、2012年和2013年發(fā)布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共計195件/組。這些文物被稱為“國寶”，實際上它們還呈現(xiàn)了一部輝煌的中華文明史。

2002年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印發(fā)《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規(guī)定64件/組珍貴文物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文物。其中，青銅器為23件/組為青銅器，占比超30%。

2012年6月26日，國家文物局發(fā)布《第二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規(guī)定37件/組一級文物禁止出境展出。此次文物名單只有書畫類作品，其中書法作品17幅，繪畫作品20幅。

(相關資料圖)

2013年8月19號國家文物局《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共有94件/組一級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含青銅器16件、陶瓷32件、玉器9件、雜項（金銀器、漆器、絲織品、書畫、其他）等37件四大類。

第一批

“后母戊”青銅方鼎

商后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939年河南市安陽武官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3)

“后母戊”青銅方鼎（曾稱“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偉莊嚴，是目前已知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國之重器，當之無愧！鼎腹部內(nèi)壁鑄銘“后母戊”，是商王母親的廟號。

“后母戊”青銅方鼎器身與四足為整體鑄造，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之后再裝范澆鑄而成。鑄造此鼎，所需金屬原料超過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環(huán)節(jié)中，存在一系列復雜的技術問題。

“后母戊”青銅鼎的鑄造，充分說明商代后期的青銅鑄造不僅規(guī)模宏大，而且組織嚴密，分工細致，足以代表高度發(fā)達的商代青銅文化。

利簋

西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976年陜西臨潼零口出土

禁出文物(195-4)

“利”在西周時間是個官職，相當于現(xiàn)在的部門主管。雖這件青銅器看起來并不起眼，但是器物底部揭曉了武王征商的時間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居功至偉，它刻下的商周的界碑。

銘文凡4 行32 字，首字“珷”，是“周武王”之“武”的專字，銘文所云“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即是史載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

大盂鼎

西周早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禁出文物(195-5)

“大盂鼎”又稱廿三祀盂（yu）鼎，西周炊器。又稱為晚清“四大國寶”和“海內(nèi)三寶”之一。

大盂鼎出土于晚清道光年間，其發(fā)現(xiàn)地址有兩種說法，一說出土于陜西省岐山縣禮村，另一說出土于陜西省眉縣李村。由于年代久遠，大盂鼎又經(jīng)過了無數(shù)次的轉(zhuǎn)手買賣，到底它是在哪里被發(fā)現(xiàn)的，已經(jīng)很難考證了，現(xiàn)大多學者認為系岐山禮村出土。

大盂鼎腹內(nèi)壁有銘文19行291字，記載了周康王在宗周訓誥盂之事。其書法體勢嚴謹，用筆方圓兼?zhèn)?，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以書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時代當據(jù)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也是后世碑刻書法的濫觴。

根據(jù)鼎中銘文可知，此鼎為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封一個叫做盂的大臣時所用之禮器。銘文內(nèi)容大致可分為三段：第一部分用較多文字說明商人縱酒是周興起和商滅亡的原因，贊揚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周康王（武王的孫子）自己要以文王為典范，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樣；第二部分主要是周康王命盂幫助他掌管軍事和統(tǒng)治人民，并且賞賜給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奴隸1726個，并叮囑盂要恭敬辦政，莫違王命；第三部分說明盂作此寶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銘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系的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

關于大盂鼎、大克鼎，還有一段關于潘氏家族一段離奇的收藏以及捐贈國寶的佳話。

虢季子白盤

西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陜西省寶雞市出土

禁出文物(195-6)

虢季子白盤為圓角長方形，高39.5厘米、口長137.2厘米、口寬86.5厘米，重215.5千克，是一件西周時期的青銅重器。

盤內(nèi)底鑄有銘文八行111個字，記載：周宣王十二年正月，大臣虢季子白率軍對北方強族獫狁作戰(zhàn)獲勝，斬敵五百人，俘虜五十人，在周廟宣榭向周王行獻俘禮，受到周宣王宴饗，并賞賜他乘馬、弓矢和大鉞，授以征伐蠻方之權，因而制作此盤以為紀念。

“虢”，是西周的一個諸侯國，在今陜西省寶雞市虢鎮(zhèn)附近；“季”，是對排行老四的稱謂?！白影住?，則是虢國公子的名字。虢季子白盤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商周時期體形最大的銅盤。學者們根據(jù)銘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記載，斷定它的制造年代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其與毛公鼎、散氏盤和大盂鼎一同被世人譽為“晚清四大國寶”。

其銘文字數(shù)雖不算最多，但就制作之精良與體量之大而論，則以虢季子白盤為最。虢季子白盤銘文中的許多字句可與《詩經(jīng)》中的篇章相互印證，是研究當時北方民族關系和西北地區(qū)地理的重要史料。

晉侯蘇（穌）鐘

西周上海博物館、山西博物院藏

1992年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8號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9)

上海博物館陳列晉侯穌鐘圖/上海博物館官網(wǎng)

山西博物院（山西青銅博物館）陳列晉侯蘇鐘（復制品）圖/文博圈

晉侯蘇（穌）鐘共16件，可分為兩組，每組8件，大小相次，排編成兩列音階與音律相諧和的編鐘。有銘文355字，首尾相連刻鑿在16件鐘上。銘文敘述了周厲王三十三年，周厲王親征東國、南國。西周晉侯蘇鐘銘文記載的這場戰(zhàn)爭，史籍中無從查考，對研究西周歷史和晉國歷史極為重要。此外銘文中多種記時歷日對西周的斷代研究也有重要價值。

西周晉侯蘇鐘共16枚，編鐘分兩組，三種式樣，每組8枚，均大小成編，一組即一肆。

1992年8月，晉侯墓地8號墓遭到盜掘，其中有14枚流落到香港古玩肆中；10月，考古部門發(fā)掘了被盜的8號墓，出土了刻有銘文的兩枚甬鐘，銘文分別為“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茲鐘” ；12月，原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斥巨資將14枚編鐘買回。經(jīng)過與晉侯墓地考古出土的兩枚編鐘對比，它們的價值得以確認。

大克鼎

西周上海博物館藏

光緒中期陜西寶雞市扶風縣法門鎮(zhèn)任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10)

大克鼎，上海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與國家博物館藏大盂鼎、臺北故宮藏毛公鼎并稱為“海內(nèi)三寶”。

大克鼎鑄造于公元前10世紀末的西周時期。整器威嚴厚重，口沿下裝飾變形獸面紋，腹部寬大的紋飾波瀾起伏而富有節(jié)奏感，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

每組變形獸面紋間、足部的獸面紋鼻梁皆設寬厚的扉棱。紋飾線條質(zhì)樸簡潔，有別于商代晚期以來華麗繁縟的青銅器裝飾風格，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變革。

鼎腹內(nèi)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他是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周王授予克的職責是上傳下達王的命令。

銘文內(nèi)容分為兩段，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nèi)容。這篇銘文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jīng)濟的重要資料，也是西周書法藝術中的皇皇巨篇。

太保鼎

西周天津博物館藏

19世紀中葉山東省壽張縣梁山出土

禁出文物(195-11)

與太保鼎一同出土的古器共七件，它們器型莊嚴厚重，紋飾華麗繁縟，是商周青銅器的典型代表，被譽為“梁山七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國內(nèi)博物館的“梁山七器”，堪稱國之瑰寶。

太保鼎的鼎腹部四面飾蕉葉紋與饕餮紋，四角裝飾扉棱。最為顯著的是柱足上裝飾的扉棱和柱足中部裝飾的圓盤，這在商周青銅器中是獨一無二的，非常奇異。

鼎腹內(nèi)壁鑄“大保鑄”三字，據(jù)考證，“大?！奔礊椤疤！?，因此這件方鼎被稱作太保鼎。太保鼎造型獨特、紋飾優(yōu)美，具有非凡的藝術魅力，是難得一見的古代青銅藝術珍品。

云紋銅禁

春秋晚期河南博物院藏

河南南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16)

云紋銅禁紋飾繁縟，工藝復雜，是我國最早的失蠟法工藝鑄造的青銅器之一。十二條龍形附獸昂首鼓腹翹尾，頭頂?shù)墓陲椗c兩旁的角飾都是浮雕透孔云紋，獸尾插著尾花。獸首面對禁面張嘴吐舌，舌頭翻卷著至于禁面上邊，其狀像是眼睛在盯著禁上的美酒，垂涎欲滴。禁底有12個龍形獸支撐著禁身，挺胸凹腰。

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云紋銅禁的出土，界定了云紋銅禁鑄造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52年。失蠟法見諸文獻記載較晚，據(jù)《唐會要》記載，中國最早使用失蠟法工藝的時間在唐代初年；至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一書有關于失蠟鑄造法的記述。

直到七十年代中葉以前，先秦銅器中沒有可證實的失蠟法鑄件，漢以后的銅器中失蠟法鑄件較為多見。云紋銅禁的出土，不僅將我國失蠟法鑄造工藝出現(xiàn)的時間提前到春秋晚期，也證明我國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時期，已經(jīng)熟練掌握了失蠟法鑄造工藝。

蓮鶴方壺

春秋時期故宮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各藏一件

1923年河南省新鄭李家樓鄭公大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17)

故宮博物院藏蓮鶴方壺

河南博物館藏蓮鶴方壺

方壺形體巨大。雙層鏤雕蓮瓣蓋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飛、引頸高吭的仙鶴。鏤空的雙龍耳較大，上出器口，下及器腹。壺體四面以蟠龍紋為主體紋飾，并在腹部四角各鑄一飛龍。圈足下以兩只伏虎承器。

春秋時期，青銅器的鑄造工藝有了飛速發(fā)展，如“失蠟法”的發(fā)明等。但這一階段青銅器的鑄造工藝的成就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創(chuàng)新上，對于一些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工藝，也予以繼承并發(fā)揚光大，如“分鑄法”。藏品上的仙鶴、雙龍耳與器身主體即采用分鑄法，既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技術，也反映了當時青銅器上動物造型肖像化的潮流。

矩形互鈕龍紋銅鏡

西漢淄博博物館藏

臨淄大武西漢齊王墓陪葬坑出土

禁出文物(195-18)

這件國內(nèi)難得的矩形銅鏡精品，鏡體背面飾淺浮雕龍紋圖案，五枚凸弦紋環(huán)形鈕，鈕四周飾柿蒂形紋飾。四周鏡緣飾連弧紋。

鑄客大鼎

東周安徽博物院藏

1933年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19)

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東周時期最大的三足圓鼎，因該鼎在眾多楚器當中最為雄偉，為楚王重器，習慣上又稱之為“楚大鼎”。

1933年，安徽壽縣楚王墓被盜掘，被盜文物達4000多件。古董商人爭相購買，最后只剩下青銅器和石器等700多件，包括這尊不易搬運的楚大鼎。鑄客鼎因其體量巨大讓它在文物販賣浪潮中幸免于難。

鑄客大鼎圓口，方唇，鼓腹，圜底，附耳，耳的上部外侈，三蹄足。腹部飾一周突起的圓箍，箍上飾模印羽翅紋，雙耳和頸部外壁模印變體鳥首幾何紋，足的根部高浮雕獸首紋。

鼎口平沿處陰刻銘文十二字，首二字為“鑄客”，據(jù)慣例將銅鼎命名為“鑄客大鼎”。有釋“鑄客”是從其他諸侯國請來的工匠，而非本國的工匠，說明戰(zhàn)國時期已有不再是奴隸主附屬物、身份比較自由的工匠。

曾侯乙編鐘

戰(zhàn)國早期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27)

曾侯乙編鐘是迄今所發(fā)現(xiàn)的編鐘中數(shù)量最多、保存最好、音樂性能最佳、鑄造最為精美的一套。曾侯乙編鐘的鐘架長7.48米、寬3.35米、高2.73米。六個青銅佩劍武士和八個圓柱承托著七根彩繪木梁，構成曲尺形鐘架。

鐘架分3層8組，懸掛著65件青銅鐘，上層為三組鈕鐘，共19件；中層為三組甬鐘，共33件；下層除有兩組12件甬鐘外。正中還懸掛有一口楚惠王送給曾侯乙的鎛鐘。最大的鐘通高153.4厘米，重253.6公斤；最小的鐘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每件鐘均具備“一種雙音的特征”。

鐘架、鐘鉤、鐘體上共有銘文3755字，內(nèi)容為編號、記事、標音和樂律理論。銘文多數(shù)錯金，不僅記錄了當時各諸侯國之間在文化藝術領域相互交流的情況，也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樂學的高度發(fā)展水平，為研究先秦音樂史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資料。

曾侯乙尊盤

戰(zhàn)國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出土于湖北隨州市曾侯乙墓

禁出文物(195-29)

曾侯乙尊盤，由尊和盤兩件器物組成。尊的口沿是多層套合的鏤空附飾，遠看像云朵，實際是由無數(shù)條龍蛇所組成的鏤空花紋，它們相互盤旋環(huán)繞，宛如在空中游動。

尊的頸部攀附四只反首吐舌、向上爬行的豹，豹身也以鏤空的龍蛇裝飾，尊的腹部和圈足滿是蟠螭紋和浮雕的龍。

盤的制作更為復雜，除口沿有和尊一樣的鏤空紋飾外，盤身的四個摳手也是由無數(shù)條龍蛇組成的鏤空花紋. 曾侯乙尊盤是商周青銅器的巔峰之作。

青銅神樹

商三星堆博物館藏

1986年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出土

禁出文物(195-33)

青銅神樹圖

青銅神樹（Ⅰ號大型銅神樹）由底座、樹和龍三部分組成，采用分段鑄造法鑄造，使用了套鑄、鉚鑄、嵌鑄等工藝，通高3.96米，樹干頂部及龍身后段略有殘缺。在我國迄今為止所見的全部青銅文物中，這株神樹也稱得上是形體最大的一件。

銅樹底座呈穹窿形，其下為圓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邊三角狀鏤空虛塊面構成，三面間以內(nèi)擫勢的三足相連屬，構擬出三山相連的“神山”意象，座上鑄飾象征太陽的“☉”紋與云氣紋。樹鑄于“神山之巔”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勢。樹分三層，每層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兩果枝，果枝上立神鳥，樹側有一條緣樹逶迤而下的身似繩索相辮的銅龍，整條龍造型怪異詭譎，莫可名狀。

青銅神樹（局部）圖

關于這株銅樹的內(nèi)涵，目前在學術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將銅樹界定為“神樹”，則是共識。

青銅神樹上的神鳥圖

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傾向認為三星堆神樹應是古代傳說中扶桑、建木等神樹的一種復合型產(chǎn)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為“通天”。神樹連接天地，溝通人神，神靈藉此降世，巫師藉此登天，樹間攀援之龍，或即巫師之駕乘。

青銅神樹（局部）圖

三星堆神樹是中國宇宙樹偉大的實物標本，當可視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絕，天人感應，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話意識的形象化寫照。

搖錢樹

東漢綿陽市博物館藏

1990年四川省綿陽市何家山二號漢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35)

搖錢樹通高198厘米，是目前國內(nèi)現(xiàn)存體型最高大、保存最完整的一株搖錢樹，被稱為“綿陽五絕”之一。

整體由紅陶樹座、青銅樹干、枝葉等共29個部件銜接扣掛而成，葉片甚薄，厚約2毫米。樹座分兩層，上層為圓雕雄獅，獅背立筒形圓柱，以插錢樹；下層為五馬浮雕。樹干中空，高約1米。樹冠分七層，頂層飾鳳鳥為樹尖；其下兩層的干與葉合為一體，飾西王母、力士及壁等圖案；下部四層插接二十四片枝葉，向四方伸出，大多以方孔圓錢為邊飾，以人物神獸為主題內(nèi)容，有龍首、朱雀與鹿、象與象奴、璧等圖案。其中璧是祭天的禮器，在墓葬文化中有“天門”之意，在此應為升天之意。

銅奔馬

東漢甘肅省博物館藏

1969年甘肅省武威市雷臺漢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36)

銅奔馬因器身偏綠色，被稱為“綠馬”，其衍生的文創(chuàng)也火到頻頻斷貨。銅奔馬應該是是大眾最熟悉的中國文物之一。1983年10月它被國家旅游局確定為中國旅游標志。奔馬三足騰空、一足超掠飛鳥的瞬間，飛鳥回首驚顧，更增強奔馬急速向前的動勢，全身的著力點集注于超越飛鳥的一足之上，準確地掌握了力學的平衡原理，這在漢代堪稱“大國工匠”啦。

銅車馬

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銅車馬博物館）藏

1980年陜西西安臨潼秦始皇帝陵出土

禁出文物(195-37)

秦代寫實造型藝術的代表作，銅車馬。它們是目前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形體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銅鑄車馬，對研究中國古代車馬制度、雕刻藝術和冶煉技術等，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1980年，在臨潼秦始皇陵封土西側20米處的一個陪葬坑里，出土了兩乘大型陪葬銅車馬，兩乘車一前一后置于同一木槨中。經(jīng)復原，大小約為真人真馬的二分之一。制作年代至晚在陵墓興建時期，即公元前210年之前。

秦陵彩繪銅車馬一號車和二號車

銅車馬主體為青銅所鑄，一些零部件為金銀飾品，各個部件分別鑄造，秦代工匠成功地運用了鑄造、焊接、鑲嵌、銷接、活鉸連接、子母扣連接、轉(zhuǎn)軸連接等各種工藝技術，并將其完美地結合為一個整體，是20世紀考古史上發(fā)現(xiàn)的結構最為復雜、形體最為龐大的古代青銅器，被譽為“青銅之冠”。

1號車又稱立車或高車，是敞篷的，輿內(nèi)立十字形傘座，座上插一長柄銅傘，乘員一般是站著的。

2號車又稱安車，是密閉的車輿。分為前后兩室，前室是御手坐的地方，面積狹?。缓笫沂侵魅顺俗牡胤?，平面近似方形。目前，2號車已移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麗山園內(nèi)銅車馬博物館。

兩輛車的傘蓋，厚度僅0.1～0.4厘米，而面積分別為1.12和2.3平方米，整體用渾鑄法一次鑄出。即使在今天，要鑄成這么大而薄、均勻呈穹窿形的銅件也非易事。至今銅車馬上的各種鏈條仍轉(zhuǎn)動靈活，門、窗開閉自如，牽動轅衡，仍能載輿行使。

墻盤

西周陜西寶雞周原博物院藏

1976年陜西省寶雞市扶風莊白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38)

墻盤為古代盥洗器，被稱為“青銅史書”，是研究西周銅器斷代的一件重要標準器。

盤的底鑄有銘文18行284字，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頗似《詩經(jīng)》，措詞工整華美，是解放后發(fā)現(xiàn)的銅器銘文最長的一篇，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盤內(nèi)銘文前半部分頌揚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諸王的重要政績，后半部分記述墻所屬的微氏家族的家史，與文獻記載可相印證，是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史料。

淳化大鼎

西周淳化縣文博館藏

1979年陜西省咸陽市淳化縣出土

禁出文物(195-39)

淳化大鼎是西周時期最大、最重的青銅圓鼎，也是商周時期除傳說中的后母戊鼎外，唯一經(jīng)考古發(fā)掘出土于墓葬而非窖藏的大型青銅鼎。鼎的腹部一周鑄有三個耳鋬，鋬上裝飾獸面，這種形制的銅鼎為特例，至今僅見此一器。

何尊

西周早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1963年陜西省寶雞市陳倉區(qū)賈村鎮(zhèn)出土

禁出文物(195-40)

何尊的傳奇經(jīng)歷之一是從廢品收購站救回的，并成為寶雞市博物館第一件青銅器藏品。1975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為清除害銹在其內(nèi)底發(fā)現(xiàn)銘文并將其命名為“何尊”。

銘文述及周初重要史事，與成周（洛陽）的興建有關，對研究古代歷史有重要作用。也因出現(xiàn)最早的“中國”一詞，將何尊載入史冊。

中山王鐵足銅鼎

戰(zhàn)國河北博物院藏

1977年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51)

中山王鐵足鼎出土于中山王

墓，作為九鼎之首鼎，通高51.5厘米，重達60公斤，相當于一名成年人的體重。

這件大鼎在出土時，鼎內(nèi)尚有含豬或近緣動物、馬或近緣動物的微量成份的肉羹湆。大鼎的鼎身為銅制，而鼎足為鐵制，銅和鐵是兩種熔點不同要想使兩者合鑄在一起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該鼎稀有。

鐵足銅鼎的外壁共刻有銘文77行，共計469個字。所以，這件大鼎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銘文最長的一件戰(zhàn)國時期青銅器。

長信宮燈

西漢河北博物院藏

1968年河北滿城縣劉勝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53)

長信宮燈被譽為“中華第一燈”，這件器物有可能當年從陽信夷侯劉揭家沒收，后歸劉勝祖母竇太后所居住的長信宮尚浴府使用。長信宮燈出土于中山靖王墓（也被稱為滿城漢墓）竇綰的墓室，故因此推測竇綰應為竇太后家人，宮燈由竇太后贈送。

第三批

子龍鼎

商代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禁出文物(195-102)

子龍鼎是迄今發(fā)現(xiàn)最大的商代圓鼎，也是目前已知帶有“龍”字最早的青銅器。

子龍鼎，因器內(nèi)壁近口緣處鑄有銘文“子龍”而得名。銘文“子龍”之“子”字較小，下“龍”字以雙線勾勒，虬勁有力。器頸部所飾有首無身饕餮紋和首身完整饕餮紋兩種，兩種饕餮紋相間環(huán)列，靜中求變。

四羊方尊

商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938年湖南寧鄉(xiāng)黃材出土

禁出文物(195-103)

商時期湖南地區(qū)出土的青銅器大多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該方尊也是入選教科書的一件精美文物。

四羊青銅方尊，在現(xiàn)存商代青銅方尊之中體型最大。造型雄奇，眉部，腹部與足部作為一體被巧妙地設計成四只卷角羊，各據(jù)一隅，在莊靜中突出動感，匠心獨運。

方尊采用了圓雕與浮雕相結合的裝飾手法，將四羊與器身巧妙地結合為一體，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變得十分生動。

龍形觥

商晚期山西博物院藏

1959年山西石樓桃花者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104)

這件器形獨特、紋飾奇絕的青銅器，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龍舟，被學界命名為“龍形觥”。龍形觥獨特的造型與花紋裝飾，與同時期典型的中原文化風格相區(qū)別，龍形觥所屬的山西省石樓縣桃花者村遺址就是商代晚期方國文化系列。

這件器物與其他博物館收藏的商周兕觥形制不同，觥首作龍頭型，昂起露齒，背有長蓋，中部有鈕，器無鋬，下為圈足，器側飾龜紋和形似揚子鱷的鼉紋極為少見，是獨此一件的角形觥樣式孤品。

大禾人面紋方鼎

商晚期湖南博物院藏

1959年湖南寧鄉(xiāng)出土

禁出文物(195-105)

大禾人面紋方鼎是在50年代末通過廢品收購站找到的著名青銅器之一，大禾人面紋方鼎是中國唯一的以人面紋為飾的鼎。

商、周青銅器以獸面紋作主題紋飾較為常見，人面紋飾較為稀有珍貴，用人面紋裝飾更加奇特。有的專家認為這組人面紋有爪而無身，屬于傳說中“有首無身”、貪吃人的兇獸饕餮一類怪神。究竟為何采用如此寫實的人面紋作主題裝飾，仍是個謎。

銅大立人像

商 1986年三星堆博物館藏

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出土

禁出文物(195-106)

三星堆大立人像是同時期體量最大的青銅人物雕像，這在三星堆眾多的青銅雕像群中，足以領銜群像的最高統(tǒng)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屬，——不論是從服飾、形像還是體量等各方面看，這尊大立人像都堪稱它們的“領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銅人像與之相比，真可謂是“小巫”見“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圍來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也是同時期體量最大的青銅人物雕像。

這尊“紀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的具體身份，就目前，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意見。目前大多數(shù)傾向于認為，他是三星堆古蜀國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體的最具權威性的領袖人物，是神權與王權最高權力之象征。古蜀歷史早已偃旗息鼓，無言的文物拋給人們的是難解的文化之謎……

“天亡”青銅簋

西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陜西省寶雞市出土

禁出文物(195-107)

西周天亡簋肅樸莊重，周身飾以旋龍紋，內(nèi)底有銘文八行七十七字，大篆。是研究西周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物，同時是西周青銅器斷代的標準器。

西周天亡簋和利簋是迄今所見西周最早的兩件鑄有銘文的青銅器。其銘文記述了武王伐紂及其在嵩山祭天等若干重大歷史事件。

此外，天亡簋銘文開創(chuàng)辭賦先河，是中國韻文的最早表現(xiàn)形式。

伯矩鬲

西周首博物館藏

1975年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國墓地251號墓地出土

禁出文物(195-108)

從北京地區(qū)出土的最大青銅器堇鼎，到首博的鎮(zhèn)館之寶伯矩鬲（俗稱牛頭鬲）。西周青銅禮器中較為少見的鬲。伯矩鬲全身以牛首為主要裝飾，不加地紋，主體紋飾皆為高浮雕，給人雄奇威武之感。以伯矩鬲為代表的一批帶有燕侯銘文的青銅器，確定了北京超過三千年的建城史，并且就是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所在。

蓋內(nèi)及頸部內(nèi)壁鑄有相同的銘文“才（在）戊辰，匽侯賜伯矩貝，用作父戊尊彝”，蓋內(nèi)4行15個字，頸內(nèi)壁5行15字。

晉侯鳥尊

西周山西博物院藏

1992年山西曲沃北趙村晉侯墓地M114出土

禁出文物(195-109)

晉侯鳥尊曾是建業(yè)興邦的見證，是絕地通天的使者，是祭祀祖先的重器。它被稱為國之重器家之重寶。在古青銅器中，有一種模擬鳥獸形狀的盛酒器，以“尊彝”二字共名，它們顯示了中國青銅時代，在鑄造業(yè)領域的精湛技藝和高超水平?！皶x侯”是燮父的自稱。燮父在位期間，改國號 “唐”為“晉”，是第一位“晉侯”，這件鳥尊是西周時期最流行鳥與象形象的完美結合，為尊形酒器之代表作。

胡（?）簋

西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1978年陜西扶風法門鎮(zhèn)齊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110)

胡（?）簋是現(xiàn)存商周青銅簋中最大的一件，被譽為“簋中之王”。這是罕見的西周天子自做青銅器。

胡（?）腹內(nèi)底有銘文12行124字，是西周第十代國君——周厲王姬胡祭祀先祖，祈神降福的祭文，故還稱為“王簋”。銘文說到周厲王作為大宗小子，不敢晝夜貪圖享樂，盡心經(jīng)營先王事業(yè)，布政四方，祈求先祖列宗，賜降福澤、智慧，保佑周王朝長治久安。這是目前發(fā)現(xiàn)為數(shù)不多的周王自作器，因此十分珍貴。周厲王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間，不準老百姓依山澤而謀生，禁止老百姓言論自由。公元前841年，手持武器的老百姓集結起來，攻入王宮，最終厲王客死他鄉(xiāng)（今山西），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國人暴動”?！皣吮﹦印眲訐u了西周王朝的統(tǒng)治，直接導致了周王室日趨衰微，逐步出現(xiàn)了分崩離析的局面。

逨盤

西周晚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2003陜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窖藏

禁出文物(195-111)

西周逨盤被稱為中國第一盤。楊家村窖藏出土青銅器中史學價值最高的一件。盤內(nèi)鑄銘文21行372字，詳細記述了單氏家族8代人輔佐西周從文王到宣王共12代天子征戰(zhàn)、理政、管治林澤的歷史。

逨盤銘文巧妙的以單氏家族的8代祖先為主線，穿插對應了西周十二位天子，如文王、武王興周滅商，成王、康王開拓疆土，昭王討伐楚荊，穆王征伐四方等，將天子的豐功偉績與單氏家族的功勞結合在一起，既歌頌了周王的豐功，又昭示了家族的偉績和榮耀，同時，它還印證了《史記?》中西周諸王世系，證實了《史記》的真實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青銅史書。

越王勾踐劍

春秋湖北省博物館藏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禁出文物(195-112)

中國最有名的一把劍。也是去湖北省博物館必打卡的文物之一，劍身滿飾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紋，劍格的正面和反面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松石鑲嵌成美麗的紋飾，整個造型顯得高貴、典雅。在劍身正面靠近劍格處還寫有兩行鳥篆銘文，分別是“越王鳩淺自作用劍”，經(jīng)專家考證，鳩淺就是勾踐，這八字銘文向我們表明了這把劍的身份和地位。

商鞅方升

戰(zhàn)國上海博物館藏

禁出文物(195-113)

戰(zhàn)國商鞅方升，又稱商鞅量，是戰(zhàn)國時代秦國銅制量器，戰(zhàn)國商鞅方升初置于“重泉”（陜西蒲城縣），后轉(zhuǎn)發(fā)至“臨”地。商鞅方升是上海博物館幾乎不展的一件秦青銅器，也是中國度量衡歷史的標準器。

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后，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頒發(fā)統(tǒng)一度量衡詔書，制定了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今天在各個博物館?？吹降那爻摺⑶貦?、秦量，為中國古代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礎。

重金絡青銅壺

戰(zhàn)國南京博物院藏

1982年江蘇盱眙南窯莊出土

禁出文物(195-114)

錯金銀鑲嵌絲網(wǎng)套銅壺的工藝在同時期十分罕見，壺體除了頸部與腹部的錯金銀斜方格云紋外，還各有48條蟠龍和48行梅花，工藝極其繁復精致。無論是鑄造、焊接、鑲嵌、拋光、還是鏤空等工藝皆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是先秦青銅工藝的集大成之作。

詛盟場面青銅貯貝器

西漢中國國家博物館藏